范波任山东省委常委、秘书长

内容摘要：　这种方法表明受访者感知影响效果的比例，无论影响的大小。

这种方法表明受访者感知影响效果的比例，无论影响的大小。

但有两种情况例外，一是法官在初次的庭审排期会议上书面通知可以进行庭审录像，二是法官通过庭审计划通知所有参与庭审的当事人可以录像。法院联络员保存所有被通知录像案件的清单，并将相应的文件提交给中心。

虽然法官禁止对刑事案件听证会录像并通过视频会议进行，但并没有限制案件类型的录像资格。该做法在试点项目的前期阶段发挥了作用，但在工作人员退休后就停止了，也是从那时起，代表两位参与法官通知和获取当事人是否同意录像就变得没那么正式了。[11] 同前注一样，报告通知的实际已录像的庭审比例是根据我们从美国法院电子记录公共访问系统（PACER）编码的数据或由试点法院提供的数据推算出来的。有超过22%（24位法官）表示可能会允许。法官某些令人尴尬的言论和作为被记录并公开。

下表10介绍了试点法院法官对参与者受庭审诉讼视频录像影响的看法。而媒体工作者有15人，占6%，国际组织成员有7人，占3%。代际政治很容易被中国人所接受。

然而，在中国文明传统中，没有彼岸和此岸的割裂，而是将两者消融在天人合一的完整世界中。当西方陷入中世纪的黑暗时代，欧洲人为了推动与东方的贸易才偶然地发现了美洲新大陆，由此开始了欧洲帝国的全球殖民时代。另一条是扎根中国本土，从中国近代历史来定位中国革命，按照中国实际来开创新的革命路线。今天，这一代人正成为推动中国进入新时代的主导力量。

它不仅是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更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融合的产物。因此，十九大报告在原来三个自信的基础上，又增加了文化自信，变成了四个自信。

表面上看起来，这仅仅是文字表达的凝练，而实际上包含着深刻的政治含义。然而，马克思始终强调要将共产主义从乌托邦理念变成一种科学社会主义，这就意味着共产主义必须落实在现实生活中，成为一个可以检验的具体生活状态，共产主义要变成在实证科学意义上的共产主义社会。如果说在邓小平时代，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概念的重心在中国特色，那么在习近平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心则在社会主义，用社会主义的基本政治原则来校正自由派和保守派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各种解释。此后，胡锦涛又进一步提出党的先进性建设，以避免中国共产党因丧失理想信念而蜕变为简单协调各阶层利益的利益型政党，避免变成前苏联当年的全民党。

斗争是人民大众作为历史主人必备的精神品格，正是人民群众赋予了中国共产党强大的行动能力。第一阶段是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中国共产党完成了民主革命的建国任务，实现了中国从几千年封建专制政治向人民民主的伟大飞跃。回顾党的十八大之前很长一段时间，党内外有一股政治力量企图将邓小平时代与毛泽东时代对立起来，企图用邓小平开创的改革开放路线来否定毛泽东时代确立的社会主义体制，主张在经济改革之后开展颠覆性的政治体制改革，甚至宣称如果再不进行这种政治体制改革，经济改革就会出现倒退且经济改革的成果也无法保障。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普遍的哲学真理不仅要与中国具体历史实践相结合，而且要与中国传统文化相融合。

这种理论联系实际的传统实际上就是轴心时代孔子所创立的中国哲学传统。这不仅意味着要终结地理大发现以来西方文明一统天下的全球政治格局，也意味着要在文化和文明意义上打破过去五百年来西方文明在全球的支配地位，从而迎来人类文明发展的新时代。

这种历史划分构成了中国政治生活最深层次的根本性大法。进入20世纪之后，苏联对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发起第二次挑战，提出了一条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并因此改变了全球格局。

由此，共产主义的最高精神追求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理想愿景相互支撑、相得益彰，共同成为习近平时代凝聚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精神支柱。更重要的是，代际政治很容易给人一种误解，仿佛每一代领导人的政治权威是由上一代所赋予的，是继承而来的。另一方面来源于解放全人类的共产主义信念。前者是以斗争精神争取胜利的主人形象，而后者缺乏斗争勇气，必然落入奴隶的命运。而国家监察体制的建立无疑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这里所说的人需由希腊城邦政治生活提供具体的所指。

在矛盾论的世界观中，斗争并不具有必然的绝对地位，是否要进行斗争乃至于采取怎样的斗争，最终取决于在实践中对矛盾及其性质的判断，取决于对主要矛盾、次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的精确把握。而斗争的根源就在于矛盾运动推动社会发展的必然性：社会是在矛盾运动中前进的，有矛盾就会有斗争。

因此，对于中国人而言，哲学不仅是西方形而上学传统所理解的学院派理论研究的学，更是作为揭示历史天命以凝聚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政治共识并因此成为行动的指南。毛泽东曾经对阶级斗争及其背后的辩证法思想进行了中国式改造，从而使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融合，提出了矛盾论和实践论的思想。

故此，历届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报告首先就要从党史和国史的角度出发，通过历史阶段的划分来讨论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发展变化，从而在党的理论传统中形成继承与发展的辩证关系。就像两个人打架，有的人被打败了就认怂服输，从此变成小弟或狗腿子。

马克思主义也因此被解读为世俗版的先知预言。首先是在中国共产党党史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中的定位。正是五千年中华文明的精神传承和全中国十多亿人民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赋予了中国共产党这种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精神品格。改革开放实际上重新回到了论十大关系所开辟的道路上，重新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

而现代政治秩序则奠基于对1840年以来中国近代历史的建构。翻开人类历史，在历史发展中起决定性作用的依然是人，因为人类历史本身就是人所创造的，好的制度需要人来运作。

美国主导的西方资本主义似乎迎来了全球胜利并开启了以西方模式为标准的全球化。这个阶段实际上是从1956年毛泽东反思苏联模式并提出论十大关系开始，中国开始走上了独立探索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发展道路。

古希腊政治生活建立在奴隶制所确立的主奴关系基础上。习近平在担任中共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之后就提出一个引发全党深思的问题：苏联共产党被解散时，为什么两千多万党员竟无一人是男儿？表面上看，这是从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开始，但深层根源要从赫鲁晓夫借批判斯大林而搞修正主义开始。

对苏联模式的批判导向中国开始独立探索社会主义的现代化道路，尽管后来一度走到了三面红旗和文化大革命的极端，但是这种独立自主寻找发展道路的革命斗争精神和实现共产主义的崇高理想在政治上全面锻造了年轻一代的中国精英。党的十九大报告没有重提十八大报告所总结的核心价值体系，意味着建构更为凝练、更能代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将成为党的十九大之后的重要任务。这不仅孕育了对未来美好想象的乌托邦思想，而且孕育了西方理论中的社会进步发展观。党的十八大之后，习近平进一步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升到中国梦的高度，从而为中国人提供了理想生活的未来愿景。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实践论要高于矛盾论，矛盾只有在实践中才能进行判断。正是中国文化为共产主义理念注入了新的精神能量，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开辟了新的道路，激励着每个发展中国家开辟自己的现代化道路。

事实上，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已经开始推动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融合。西方人之所以难以理解中国共产党的各种理论表述，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们的哲学思维方法局限在西方形而上学传统中，习惯于从概念到概念的逻辑演绎，而未能真正理解知行合一的中国哲学传统，未能将这些理论概念与具体的历史实践结合起来，未能理解中国哲学所固有的独特的解经方法。

美国试图重返亚洲，在东海、南海问题上对中国发难，也是以此为借口。当然，如果缺乏共产主义这种更高理想信念的引导，仅提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也可能让中国在前进中迷失方向。